中兽医学的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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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兽医学是研究中药的来源、采制、性能、功效和应用的—门学科。
中国传统的兽医学。
其基本理论和中医学一脉相承，是历代人民同家畜疾病进行斗争的经验总结。2000多年前便传往国外，受到重视。
中兽医学以阴阳（即相互联系的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）、五行（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类不同属性的物质及其运动方式）和脏腑（即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和胆、胃、大肠、小肠、膀胱、三焦六腑与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胞宫奇恒之腑的合称）经络学说为基本理论，并以气、血、精、津、液为其活动的物质基础。其特点是从整体观念出发，按辨证论治原则进行畜病的诊断和治疗，并以理、法、方、药、针构成完整的学术体系。而经络包括纵横交叉的经脉和络脉，是内属脏腑、外络肢节、联系全身、运行气血的通道，是针灸的理论基础。
在病因和病机方面，中兽医一般将疾病发生的原因分为外感、内伤和外伤3种类型。外感致病因素包括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和疫疠；内伤则指饥、饱、劳、役；外伤指金刃、虫、兽伤等。所谓病机，是指畜体在致病因素作用下，引起病证发生、发展及转归的机理。意即致病因素作用于畜体，引起正气与邪气斗争，破坏了阴阳平衡，导致脏腑气机升降失常、气血功能紊乱，从而产生病证。
辨证论治是中兽医理、法、方、药、针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，通过四诊认识和判断疾病的过程和方法。论治是根据病情确定标、本、缓、急的治疗原则，并选取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温、清、补、消等正确的治疗方法。
上述各点构成了中兽医学完整的学术体系。中国古代遗留的中兽医学专著十分丰富。如《司牧安骥集》和《元亨疗马集》等均是理、法、方、药、针以及各种病证的汇集。中兽医学以中草药和针灸作为防治各种家畜病证的手段。针刺麻醉医术的兴起，使针灸技术应用的范围随之扩大。中国正在大量发掘、系统整理历史遗产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研究提高，向中兽医学现代化的目标前进。
中药的起源
中药的起源，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(远古至公元前22世纪）。人类最早的活动之一，就是与动植物打交道，寻找可充饥的食物，逐步积累了动植物有毒和无毒的知识.同时，人们也会受到来自异己或外界环境的侵害，有意无意地发现了动植物的一些药理作用，逐步积累了用中药防治疾病的经验，并引用于家畜。如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记载有“神农……，尝百草之滋味……一日而遇七十毒”，生动地说明了中药的起源。
古代兽医中药知识的积累
我国进入奴隶社会以后，中药学知识得到了积累。到夏商时代〔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〉，药物已发展到百余种。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有郁李仁、桃仁等中药。此时由于广泛使用陶器，始创汤剂。已能人工造酒，并做药用。《汉书》载“酒为百药之长”，甲骨文已有药酒的记载。“醫”字从酉（酒〉，可见酒在医药学中的重要意义。
西周到春秋时期〈公元前11世纪至前476年〉，中药知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《周礼》、《诗经》和《山海经》载有人畜通用药物100多种’并有“流赭（赭石〉以涂牛马无病”等兽用中药的记载。
汉代
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，出现的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。它总结了汉代以前的药物知识，载中药365种，其中植物药252种，动物药67种，矿物药46种。对药物的产地、采集时间、采集方法以及鉴别均有记载。其中特别提到“牛扁杀牛虱小虫，又疗牛病”、“柳叶主马疥痂疮”、“桐花主傅猪疮”等。在汉简单中已有兽用方剂的记载，如把药制成丸剂给马内服（见《居延汉简》、《流沙坠简》和《武威汉简》〉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
公元220—581年〉，葛洪（公元281—341年）著《肘后备急方》中有六畜“诸病方”。梁代（公元502—557年）陶弘景以《神农本草经》和《名医别录》为基础编著的《本草经集注》，载药730种。全书以药物的自然属性分为玉石、草木、虫兽、果、菜、米食、有名、未用等七类，首开中药基原的探求，对药物的产地、采收、形态、鉴别均有论述，如火烧试验、对光照视等鉴别方法，被称为中国第一部中药大典。
公元533—544年，北魏贾思勰著古农书《齐民要术》中有畜牧兽医专卷，记载家畜养殖和防治疾病的方法，如对马的五劳七伤、喉痹、黑汗、中水、中谷、脚生附骨等病证提出简便有效的治疗方法和中药处方，表明当时中兽医医药学已相当发达，并以马病为中心向前发展。
隋代
公元587一618年，兽医学的分科已趋完善，出现了有关病证诊治、方药及针灸等的专著，如《治马牛驼骡等经》、《治马经》、《杂撰马经》、《伯乐治马杂病经》以及《疗马方》等(原书均已佚〉。
唐代
公元618—907年，李石编著的《司牧安骥集》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药学古籍。其中的方药部分后来总结为《安骥集药方》，收录经验效方145个，按脏腑和病证分为25类，有的目前仍在应用。唐高宗显庆四年（公元659年）颁布的《新修本草》（又称唐本草〉，是我国第一部国家药典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布的药典。该书载药850种，其中新增药物114种，并收载了外来药物，如印度传入的豆蔻、丁香，波斯传入的青黛等，附有药图25卷。
宋代
公元960—1279年，从11世纪初开始，先后设有专门疗养马的机构“病马监”和相当于兽医药房的“药蜜库”（见《宋史》）。当时还出现过不少兽医医药学专著，如《医驼方》、《安骥方》、《重集医马方》等。现存王愈著《蕃牧繤验方》载方57个，尤其是药物预防和治疗季节性疾病的处方，为我国用中药预防家畜季节性疾病最早的文献资料。
元代
公元1271—1368年，著名兽医卞宝著有《痊骥通玄论》，是继《司牧安骥集》之后现存较早较完整的中兽医学专著。“注解汤头”部分收载药方113个，其中许多方剂有理有法，简单实用。这一时期还出现有《安骥集八卷》和《治马、牛、驼经》等书。
明代
公元1368—1644年，著名兽医喻本元、喻本亨兄弟编著《元亨疗马集》，该书是一部包括理、法、方、药及针灸技术的中国传统兽医学的代表性著作。在处方用药方面，除马、牛、驼病的具体论述中多列有处方外，尚有“五经治疗药性须知”专篇，列出的处方达219个之多。著名科学家李时珍（公元1518—1593年）编著了举世闻名的《本草纲目》，收载药物1892种，方剂11096个，其中专述兽医方面的内容有200多条，是我国16世纪以前医药成就的大总结。
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
公元1644—1840年，中兽医医药学已陷人迟迟不前的状态，但也有一些医药学著作出现。1765年，赵学敏编撰《本草纲目拾遗》，载药921种，其中新增药物716种，如冬虫夏草、西洋参、浙贝母、鸦胆子、银柴胡等均系初次记载，大大丰富了中药学内容。兽医著作有《抱犊集》、《养耕集》等。《抱犊集》在论补泻温凉药性配方篇列中药148味，四季用药和经验效方96个。《养耕集》分上下两集，下集为备录方药，列举中药200多种。
鸦片战争以后
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（公元1840—1949年〉，中兽医医药学的发展陷入了困境。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《活兽慈舟》（李南晖，约1873年）、《猪经大全》（约1891年）等。《活兽慈舟》收载了马、牛、羊、猪、犬、猫等动物的病证240余种，收录方剂700余首，有些是现采现用的草药方；《猪经大全》列述了猪的50种病证，每一病证下列治法和处方1～2个，是我国现存中兽医古籍中惟一的猪病学专著。 1904年，北洋政府在保定建立了北洋马医学堂，从此西兽医学开始有系统地在中国传播，使得中国出现了两种不同学术体系的兽医学，因而有了中、西兽医学之分。当时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兽医医药学采取了摧残及扼杀的政策，民间兽医遭受歧视和压迫，严重地阻碍了兽医中药学的发展。但这一时期仍出现有《驹儿编全卷》〔1909年）、《治骡马良方》〔1933年）以及《兽医实验国药新手册》〈1940年）等书籍。
现代兽医中药学的发展
新中国建立以前，兽医中药学的内容只散见于中兽医学中，没有形成单独的分支学科，缺乏完整的学科体系。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，中兽医医药学进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。1956年1月，国务院颁布了“加强民间兽医工作的指示”。1958年，毛泽东同志又作了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，应当努力发掘，加以提高”的指示。随着党和国家对中兽医事业的重视和支持，一大批学者进行了兽医中药及方剂的文献整理、经验总结与实验研究，使兽医中药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。
到1978年，农林部首次颁布了《兽药规范》草案，其中二部为中药，收载中药材531种，成方制剂114个。1990年，农业部正式制定并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》，其中二部为中药，收载中药材396种，成方制剂81个。并于2000、2005年进行了两次修订。最新版〔2005年版）兽药典正文收载中药材及其制品491个，成方制剂194个。近几年，农业部修订了《兽药管理条例》，宣布取消兽药地方标准，制定了从药材种养、新药研究到兽药产销等一系列管理规范。从此使兽医中药的研究和应用走上了标准化、法制化发展的轨道。
近年来，兽医中药学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，主要体现在新技术的应用。例如，分子生物学、细胞生物学技术在中药鉴定、药理研究方面的应用，超微粉碎、超临界CO2流体萃取，大孔树脂吸附等技术在中药制粉、提取工艺中的应用；色谱技术、指纹图谱研究等在原料药鉴定和中成药质量控制方面的应用；信息技术在新药研究和开发中的应用等。在临床应用方面，又创造出许多新剂型。应用中药防治家禽和犬、猫疾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中药饲料添加剂的开发与应用，证明中药不仅在提髙动物生产性能和防治疾病方面具有重要作用，而且在环保、食品安全和保护人民健康方而显示出独特的优势。
我国兽医医药学源远流长，内容浩博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科学技术的发展，多学科的进一步联合，兽医中药学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，为保障我国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。